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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老年群体智能技术使用现状与防诈意识的K8凯发(中国)天生赢家·一触即发调研报告
栏目:k8凯发官网资讯 发布时间:2025-09-06
 关于老年群体智能技术使用现状与防诈意识的调研报告——基于南京、南昌、合肥、济南四市的社区调研  摘要: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与数字化进程迅猛发展,老年群体在智能技术使用方面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日益凸显,同时其也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的主要受害人群。“龄距离破壁”社会实践团队,于2025年7月间深入南京、南昌、合肥、济南四市基层社区,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及实地教学等方式,对老年群体智能技术

  关于老年群体智能技术使用现状与防诈意识的调研报告——基于南京、南昌、合肥、济南四市的社区调研

  摘要: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与数字化进程迅猛发展,老年群体在智能技术使用方面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日益凸显,同时其也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的主要受害人群。“龄距离破壁”社会实践团队,于2025年7月间深入南京、南昌、合肥、济南四市基层社区,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及实地教学等方式,对老年群体智能技术使用现状与防诈意识进行了系统考察。调研发现,老年人在智能手机应用上普遍存在操作不熟练、功能使用单一化等现实困难,并对移动支付、线上挂号等高频场景存在显著畏惧心理;其防诈知识获取渠道分散,虽有一定认知但应对能力不足,易成为诈骗活动的目标。基于调研数据与分析,本报告揭示了当前助老服务中存在的“重设备轻教学、重宣传轻实操”等问题,进而提出构建“社区-高校-警方”多元协同的可持续助老模式、开发适老化教学资源、开展情景式防诈普法活动等针对性建议,以期为有效提升老年数字素养、筑牢社区反诈防线、推动包容性数字社会发展提供实证依据与路径参考。

  在高新技术与互联网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手机智能技术成为生活便捷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在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的社会现状之下,老年群体对智能技术知识的缺少也成为了亟需解决的问题。

  人口老龄化与数字化并存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正面临人口老龄化与数字化加速发展的双重变革。截至2024年末,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突破3.1亿,占总人口的22%,预计2035年将超过4亿,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与此同时,中国数字化进程迅猛,截至2025年6月,网民规模达11.23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9.7%,但老年群体互联网使用率仅为52.0%,显著低于整体水平。这一矛盾凸显了“数字鸿沟”的严峻性:一方面,智能技术深度渗透到医疗、金融、交通等民生领域;另一方面,大量老年人因技术障碍被边缘化,难以共享数字红利。

  智能技术的普及也同样给中老年群体带来了新的问题。一些智能家电的操作障碍与功能冗余,复杂的界面设计导致老年人操作困难,部分智能设备过度追求“多功能”,忽视了老年用户对“简单实用”的核心需求;加上老年人生理与认知的限制,如视力退化、指纹模糊、方言等,导致阅读AI的冗长回复与专业术语、语音交互等使用失败率高;一些生活服务场景也增加了老年群体的生活问题,医院自助挂号机、金融机构智能化服务等线%以上的老人无法独立完成线上办理,被迫依赖子女或放弃服务。

  同时,老年人也成为近些年来电信诈骗的重点受害群体。随着诈骗手段的升级,老年人因“免费领鸡蛋”“AI换脸冒充子女”“虚假投资理财”等诈骗手段受损案例激增。受害原因主要在于信息不对称、情感需求、技术恐惧。老年人对AI换脸、虚拟货币等新技术缺乏认知,易被“高回报”话术诱导;骗子通过“嘘寒问暖”建立信任,利用孤独感实施诈骗;面对“通缉令”“账户冻结”等威胁,老年人易因恐慌而仓促转账。

  为了应对这一类问题,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智慧养老”“数字包容”的政策推动智能技术适老化改造。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促进普惠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要求公共服务保留线下渠道,推动人工智能在养老机构的应用(如智能监护设备),并设立“AI适老化改造补贴基金”。《数字中国建设2025年行动方案》明确提出“提升数字社会普惠化水平”,要求企业开发适老化交互设计,社区开展“数字反哺”培训,高校参与社区数字基建。

  同时,高校社会实践与社区服务的结合也助力了问题的解决与方案的贯彻落实。高校可提供技术指导(如反诈APP推广、智能设备培训),社区提供实践场景,形成“产学研用”闭环。学生通过实践深化对老龄化社会的认知,培养社会责任感;老年人在社区举办的活动中也可以获得对智能技术的认识,更加适应数字化社会。高校实践与国家“智慧养老”政策契合,通过调研数据反馈政策痛点,推动适老化标准完善与实施。

  在人口老龄化与数字化交织的背景下,老年群体的智能技术使用困境与防诈意识提升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通过高校实践与社区服务的深度融合,可有效弥合数字鸿沟,推动技术伦理与人文关怀的平衡,最终实现“积极老龄化”与“数字包容”的双向赋能。

  首先,是了解老年人智能设备使用现状与痛点。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设备操作观察等方式,系统掌握老年群体在智能设备使用中的高频障碍,包括界面设计复杂度、功能冗余、生物特征识别失败率等问题。

  同时,评估老年人防诈骗意识与知识误区。设计情景模拟测试(如模拟诈骗电话接听)、防诈知识问卷,量化分析老年群体对“AI换脸诈骗”“虚假投资理财”“公检法诈骗”等新型手段的识别能力。为公安部门反诈宣传提供精准靶点,例如针对“免费领鸡蛋”等诈骗,可设计“案例教学+防骗方式”的干预策略。

  其次,也可以探索“技术教学+法治宣传”双轨服务模式的可行性。在社区试点开展“智能设备课堂+反诈情景剧”活动,通过“技术教学”解决操作障碍,如使用国家反诈中心APP等;通过“法治宣传”解析相关条款,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

  最后在实践结束后,也可以为社区与政府提供更多适老化服务建议。基于调研数据,从硬件系统适配、服务优化、政策支持等维度提出具体建议。对接国家“智慧养老”政策,推动形成“政府引导+社区落地+高校支撑”的协同治理模式。

  (1)问卷调查:参照访谈提纲,设计大字版问卷,含智能设备使用、防诈知识等问题,在四市社区发放,协助老人填写,回收后分类录入数据,为分析提供量化支撑。

  (2)一对一访谈:按《访谈提纲》16 个模块,2 人一组以 “拉家常” 方式开展,重点访谈老年社团成员与独居老人,挖掘使用困难、防诈经历等个性化问题,收集案例与学习偏好,成果用于优化申报书 “教学阶段” 方案,落实 “研用结合”。

  (3)小组工作坊:结合申报书 “教学阶段”,围绕高频学习需求分组教学,每组 10-15 位老人配 2 名人,先演示操作再让老人实操,解答使用困难,发放《防诈指南》收反馈,践行申报书 “分层教学”。

  (3)法治宣传活动:依申报书 “宣传阶段”,通过情景模拟、案例讲解教老人防诈,协助安装反诈 APP,提升防诈意识,达成申报书 “法治护航” 目标。

  智能设备在老年群体中已展现出较高的渗透率,基于有效样本的分析表明,78.7%的老年人正在使用智能手机,这一数据反映出数字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老年群体的日常生活。

  从功能使用偏好来看,老年人表现出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通讯类功能如发短信/微信(83.8%)和打电线%)占据主导,娱乐与信息获取类功能如看新闻/视频(71.6%)亦受到广泛欢迎,而线%)等具有一定操作门槛的功能使用率相对较低,体现出老年人在技术接受过程中存在从基础使用到深度应用的过渡瓶颈。

  在使用时长方面,老年用户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分层特征:29.9%的使用者日均使用时长为1-2小时,22.7%为30分钟至1小时,17.5%为2-3小时,而14.8%的使用者每日使用不足30分钟。这种差异反映出该群体内部的数字鸿沟问题值得关注,同时也暗示着年龄、教育背景、居住环境等因素对技术接受度产生的复杂影响。

  老年人在智能技术学习方面高度依赖人际支持网络,子女的教学帮助(占使用者群体的67.0%)成为最主要的学习渠道,凸显出中国家庭中数字反哺现象的重要作用。除此之外,自主学习(48.7%)也占据一定比例,体现出部分老年人具备积极的技术探索意愿。社区培训(31.9%)和朋辈互助(33.4%)虽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其覆盖范围和支持力度仍显不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仍有102人(22.3%)从未接受过任何形式的数字技能培训,这部分群体多集中于高龄、低学历或独居老人中,应成为未来政策干预的重点对象。

  在教学形式偏好方面,老年人明显倾向于能够提供即时反馈和个性化指导的一对一教学(65.7%),同时对社区讲座(60.0%)等集体学习形式也表现出较高接受度,反映出他们对教学过程中人际互动和情感支持的重视。这种偏好特征与老年人学习特点高度契合,即在安全、包容的环境中通过反复练习和即时反馈来掌握新技能。

  老年人在使用智能技术过程中面临多重障碍。在物理层面,字体过小成为最突出的问题,高达63.3%的受访者反映因此导致操作困难;在操作层面,58.7%的使用者认为操作流程过于复杂,界面跳转繁琐、功能隐藏过深等问题同样带来显著使用障碍。这些设计缺陷不仅影响使用体验,更直接导致学习效率下降和挫败感增强,形成数字接入的第一道门槛。通过深度访谈发现,许多老年人反映界面变化太快,刚学会又变了,这种技术迭代速度与老年人学习节奏之间的不匹配,进一步加剧了使用障碍。

  超越技术操作本身,心理层面的障碍同样不容忽视。53.5%的使用者存在怕点错导致经济损失的焦虑情绪,反映出老年人对技术风险的高度敏感;49.6%的受访者担心隐私泄露,体现了其对个人信息安全的普遍忧虑;而46.9%的使用者不会独立完成软件下载和更新,更凸显了技术在更新维护方面带来的持续挑战。这些心理障碍与技术障碍相k8凯发官网互交织,共同构成了老年人数字融入过程中的复杂挑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焦虑情绪在独居老人和低收入群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显示出数字排斥与社会排斥之间的叠加效应。

  老年人对智能技术功能的需求呈现出明显的生活化导向。在愿意接受培训的老年人中,80.6%的人希望学习微信聊天/视频通线%的人期待掌握防诈骗知识,69.9%的人希望学习线上支付操作。这些需求特征表明,老年人的技术学习动机主要来自改善日常生活质量、增强社会连接和保障安全等实际诉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网上挂号(占比66.9%)、购物(61.1%)和打车(59.7%)等生活服务类功能也受到广泛关注,反映出老年人希望通过智能技术获得更便捷的公共服务和市场服务。

  基于问卷和访谈的综合分析,老年人对培训形式提出了具体而明确的要求。他们希望培训课程能够形成体系,从入门到进阶循序渐进,并且要紧扣具体生活场景。72.5%的受访者强烈要求提供课后参考资料,如大字版步骤说明或视频二维码,这一需求与使用障碍中字体小的问题高度相关。在讲师选择方面,老年人普遍期待耐心、语速慢、讲解通俗、不嘲笑的教学风格,体现了对教学过程中情感支持的重视。此外,多数学员希望培训内容能够与本地生活场景紧密结合,如使用本地方言教学、结合当地医院挂号系统进行实操练习等,这种在地化特征反映出老年人对培训内容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高度重视。

  1.年龄差异:调查样本中,60岁以上智能手机使用者占全体使用者的10.9%。量化分析结果表明,年龄是影响使用深度的重要因素。进一步细分来看,低龄老年人群体(60-70岁)通常具备更强的学习意愿和能力,可作为数字融入的“先锋队”,他们更易掌握基本操作并逐步拓展使用范围;中龄老年人(70-80岁)则处于“摇摆区”,其数字接入和使用行为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往往需要家庭、社区等多方面提供持续且有针对性的外部支持;而高龄老年人(80岁以上)普遍面临认知和生理能力下降的挑战,处于数字融入的“困难区”,因此在推动技术应用的同时,必须保留并完善传统的线下服务渠道,以保障其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

  教育水平差异:在智能手机使用者中,高中/中专及以上学历者占比48.0%,初中及以下学历者占比79.1%。通过分析发现,教育水平与功能使用率呈明显正相关。具体而言,高中及以上学历的老年人因认知结构较为完善,更容易理解抽象界面和操作流程,能较快掌握各类应用的使用方法,其移动支付使用率达62.7%;而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的群体则更需要借助形象化、场景化的教学方式,例如通过图示、视频或反复的实际操作演示来降低学习门槛,以逐步提升其数字技能。

  居住状况差异:在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中,与子女同住的占31.2%,独居者占17.2%。数据对比显示,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在进行线上挂号等实际操作时,其成功率明显高于独居老人。这一结果凸显出家庭支持在数字融入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与子女同住的老人可及时获得技术帮助和情感鼓励,从而更顺利地应对使用中遇到的问题;相反,独居及空巢老人因缺乏日常的操作指导和即时支持,在面对技术障碍时更容易产生挫败感,进而退缩或放弃使用,导致其数字融入进程受阻。

  问卷调查数据显示,老年人对传统诈骗类型的认知存在明显的知易行难特点。虽然对假冒公检法(67.9%)、中奖诈骗(64.6%)、冒充亲友求助(62.0%)等传统套路的听说过率较高,但通过深度访谈发现,能够准确说清诈骗套路和特征的比例显著降低。这种认知浅层化的现象使得老年人在面对骗术升级时很容易上当受骗。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对新型诈骗手段如AI换脸、虚假投资平台等的认知度普遍较低,且存在将诈骗手段误认为是高科技、正规渠道的认知偏差,这种知识结构的滞后性进一步增加了受骗风险。

  实证数据显示,有12.4%的受访者实际遭遇过假冒公检法诈骗,15.6%遭遇过中奖诈骗,9.8%遭遇过保健品骗局。在应对方式上,以直接挂断/删除(69.2%)这种被动防御为主,采取先问子女或亲友(54.5%)这种主动验证方式的较少,而选择报警或联系社区(40.9%)的比例更低。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有26.6%的高龄、独居者表示不确定该怎么办,这部分群体是最脆弱的防诈薄弱环节。通过案例分析发现,诈骗金额较小的受害者往往因羞愧而选择沉默,这使得实际诈骗发生率可能远高于统计数据,形成一个隐藏的冰山。

  权威性和专业性构成了老年人接受防诈教育的信任基础。由民警、银行职员、法官、检察官等具备公信力的主体所主讲的讲座、培训最受老年人认可。调研数据表明,参与过社区专业防诈活动的老年人,对典型诈骗手法的关键细节知晓率显著提高。在传播方式上,情景剧、小品和短视频等生动形式,通过真实案例重现和情感触动,更易引发老年人共鸣与记忆,效果远优于抽象条文讲解。同时,现场设置的互动与答疑环节尤为关键,能够针对个体差异提供具体应对建议,弥补知而不行的实践断层。这种参与式、互动式的教育方式不仅提高了知识传递效率,更增强了老年人的防诈自信心。

  老年人普遍期待宣传材料实现适老化设计。纸质材料应遵循大字、稀疏排版、多图示和口语化原则,案例最好取材本地真实事件,以增强代入感。视频类内容长度宜控制在35分钟,使用慢速普通话或方言配音,关键信息须用醒目文字或重复强调方式突出,并避免使用不易理解的网络用语。这些需求与老年人在使用智能技术中遇到的字小、操作繁、语速快等障碍相呼应,也体现出该群体对信息友好、渠道亲和的普遍愿望。此外,老年人还特别强调宣传材料的可持续获取性,如希望获得可长期保存的防诈手册、可反复观看的教学视频等,反映出他们对知识巩固和随时查阅的实际需求。

  1. 对智能技术使用的信任度与风险感知 研究发现,老年人对智能技术存在功能性信任的特点,即为了享受某些功能(如微信支付的便利)而选择性信任背后系统,但这种信任很脆弱,一旦听到诈骗案例就会迅速退回到不信任状态,表现出风险感知的较动性。这种信任危机不仅影响技术使用,也增加了防诈教育的难度。

  2. 防诈自信度与实际能力匹配情况 数据揭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自信缺口现象:许多老年人对自身的识骗能力过度自信(表现为我怎会上当),但知识库未能及时更新,面对新型骗术时实际防御能力很弱。另一方面,部分老年人因自信不足而采取绝对规避策略,拒绝所有非现金交易和网上操作,虽然避免了风险,但也被排除在数字生活之外,这种因噎废食的做法同样需要引导。

  生理因素方面,72.5%的老年人反映字体小问题,45.9%的老年人存在操作复杂的困扰,这些数据充分表明视力衰退、反应速度下降、听力减弱、手部灵活性降低等生理因素是影响老年人数字融入不可逆的核心障碍。心理因素方面,自我效能感不足成为重要制约因素,调研发现自评学不会者中仅22%愿意尝试新功能,反映出心理因素是影响老年人数字技术使用的重要变量。具体而言,学习意愿是数字融入的内在驱动力,决定了初始接触的主动性;自我效能感是持续学习的关键支撑,影响学习过程中的坚持性;而性格特质则决定了使用广度和深度,保守型性格更容易产生技术恐惧和回避行为。这些个体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老年人技术接受的基本面貌。

  家庭支持方面,子女每周教学≥2次者,老年人移动支付使用风险感知显著下降,这表明家庭数字反哺的质量与频率是老年人数字融入的加速器。子女的耐心程度、教学方法的适老性、鼓励频率和及时指导能够极大缓解老年人的焦虑和挫败感。更重要的是,建立良好的家庭数字沟通文化,包括定期交流、错误包容和经验分享,能够形成持续的学习氛围和安全网。社会支持方面,社区是组织培训、提供咨询、营造氛围的主战场。数据显示,社区设有数字助老角的小区,老年人愿意成为志愿者的比例达43.7%,而无此设施社区仅18.9%。这充分证明了社区环境建设的重要性。具体而言,老年大学提供系统化课程,公益组织提供专业化指导,而邻居、朋辈群体的老帮老互助则能够提供情感认同与技术指导的双重支持,这种同龄人之间的经验共享往往更具说服力和可接受性。

  科技适老化方面,调查发现仅26.4%的受访者在常用APP中看到过长辈模式入口,其中58.7%认为只是字体放大,功能没少。这反映出现有适老化改造仍停留在表面层次,未能真正从老年人需求出发进行深度设计。理想的适老化应该包括界面简化、流程精简、语音辅助、误操作防护等全方位优化,而非单纯的视觉调整。服务可持续性方面,对适老手机的认知度仅12.8%,实际使用率3.5%,主要障碍是价格高、渠道少、功能单一。这表明市场供给存在明显缺口,需要政策引导和产业扶持。同时,数字培训项目和志愿服务需要建立长效机制,包括稳定的资金支持、专业的师资队伍、系统的课程体系和持续的效果评估,避免一阵风式运动。法治保障方面,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力度和溯源能力,是从源头降低风险、增强信任的根本保障。需要进一步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法、电信诈骗惩治条例等法律法规,加强跨部门协同执法,建立快速止付和追赃机制,同时加强普法宣传,为老年人营造安全可信的数字环境。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些因素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强化的有机整体。个体心理状态会影响其接受家庭和社会支持的意愿;家庭支持质量可以弥补个体能力的不足;政策环境又会直接影响社会支持体系的建设成效。例如,良好的适老化设计可以减轻个体的生理压力,完善的法律保障可以增强使用的心理安全感,而丰富的社区支持又能补充家庭反哺的不足。这种多维度、多层次的交互影响机制表明,老年人数字融入困境的破解需要采取系统思维,通过个体能力建设、家庭支持强化、社区服务完善和政策环境优化等多管齐下的方式,才能真正实现老年群体在数字时代的全面融入和高质量发展。因此,必须建立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社会协同、家庭支持的多主体协同治理机制,共同构建老年友好型数字生态体系。

  基于对南京、南昌、合肥、济南四市的深入调研,本团队发现当前在推动老年群体智能技术使用与防诈意识提升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五个方面的突出问题:

  当前市场上多数智能设备及应用的“适老化”模式仍停留在简单的界面放大阶段,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老年用户的核心使用障碍。具体表现为:功能入口隐藏较深、操作流程复杂冗余、验证步骤繁琐(如频繁的短信验证码跳转)、广告弹窗关闭困难等。这些设计缺陷导致老年人学习成本高、挫败感强,尤其对视力减退、操作反应慢的高龄老人极不友好,使其对智能设备产生“畏难”情绪,甚至拒绝使用。

  现有的防诈宣传多以发放传单、悬挂横幅等传统形式为主,内容更新慢、形式枯燥,对冒充客服、AI换脸诈骗、虚假投资平台等新型手段缺乏针对性的案例解析和情景演练。老年人虽普遍知晓“不轻信、不转账”等原则,但面对手段专业、话术逼真的诈骗团伙时,仍易因信息不对称、心理恐慌而上当受骗,反映出宣传内容与真实风险之间存在显著“认知差”。

  子女虽是老年人学习智能技术的主要求助对象,但多数因工作繁忙、缺乏教学方法,指导过程呈现“碎片化”“急躁化”特点,甚至因反复教学而产生家庭矛盾。独居老人问题更为严峻,他们缺乏日常求助渠道,遇到问题时往往陷入“不会用—不敢问—不再用”的恶性循环,成为数字鸿沟中的“孤岛”。

  多数社区的数字助老服务依赖于节假日或主题活动开展,缺乏固定场所、稳定师资与系统课程安排,服务呈“临时性”“表演化”倾向。培训内容多为基础性操作演示,与老年人迫切需要的线上挂号、手机缴费、防诈实操等高频场景严重脱节,且忽视后续跟踪与效果巩固,导致“课上听得懂,回家不会用”。

  社区数字助老志愿者队伍规模有限且流动性大,缺乏专业的培训体系与激励机制,服务能力参差不齐。同时,民政、公安、街道、运营商等多部门间权责分散,数据壁垒森严,政策资源未有效整合,出现“多头管理却无人负责”的局面,导致适老化改造、反诈预警、社区培训等举措难以形成体系化支撑,最终落地效果大打折扣

  为切实破解老年群体智能技术使用与防诈能力提升中的现实难题,亟需构建系统化、多层次且可持续的支持体系。具体建议如下:

  建议由工信部门牵头,联合行业协会及老年用户代表,共同制定并推行强制性适老化设计标准,督促企业从界面交互、功能流程、语音辅助、风险提示等核心环节开展深度改造,杜绝“仅放大字体”等表面文章。对通过适老化认证的产品与应用,给予税收减免、优先采购等政策激励,并通过设立“银发产品认证”标志,引导市场供给真正贴合老年人实际需求。

  整合社区的组织动员能力、高校的青年志愿力量与公安系统的专业普法资源,建立常态化联动工作模式。推广“技术教学 + 防诈宣讲”双轨服务,由志愿者开展一对一智能设备辅导,民警结合最新诈骗案例进行情景还原与应对演示,形成“身边有人教、安全有人讲”的多维助老合力,提升服务的专业性与实效性。

  支持开发大字版、图解式、步骤化的《智能设备使用指南》和《防诈知识手册》,并配套制作方言版、慢速语音版的视频教程,通过社区活动、子女群、有线电视等多元渠道分发。倡导将复杂功能拆解为“一键直达”场景,如生成就医挂号、水电缴费等专用二维码,方便老年人随扫随用,切实减少学习负担。

  推动防诈宣传从“标语上墙”向“场景进脑”转变,鼓励采用方言小品、模拟诈骗电话、有奖问答等老年人易接受的形式,在社区开展沉浸式教育。定期组织“反诈体验日”活动,让老年人在引导下实际操作应对,强化“不听、不信、不转账”的行为反射,真正实现从“知道”到“做到”。

  构建数字助老志愿者培训认证标准,对合格者颁发证书并实行星级评定,纳入志愿服务信用体系,作为评优、升学、就业的参考依据。同时探索“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激励低龄老人服务高龄老人,形成可持续的社区内生服务力量。

  建议在城市老旧小区改造和社区服务中心建设中,标配“智慧养老角”,配备放大镜、老花镜、常用智能设备及网络,并安排志愿者或社区工作者轮值,提供日常辅导和即时答疑,使其成为老年人“走得进、坐得下、问得了”的实体支持空间。

  明确民政部门作为牵头单位,整合公安、卫健、教委、数据局等多方资源,设立数字助老专项基金,简化项目审批流程。将数字技能普及率、电信诈骗发案率、老年人服务满意度等指标纳入街道及社区工作考核,推动政策从“条块分散”走向“体系协同”,确保资源下沉和服务实效,最终构建起老年友好型数字社会。